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宁波为祖国奉献了一大批卓越的学术大师和科学大家，我们不能忘记的有一位，那就是已故的原子能专家，中国核能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戴传曾院士。

1921年12月21日，戴传曾先生诞生于宁波月湖边的紫薇街，戴氏家族是宁波有名的“书香门第”之一，祖辈都是教育工作者，戴传曾的父亲戴轩臣先生是宁波有名的中学教师，教授数、理、化。从我们宁波的人文地理的传统看，月湖与天一阁一带可是宁波传统文化的宝地，有许多名人的故居，人文资源十分丰富。戴传曾的祖父是戴季石，他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住宅称为访庐，大门上访庐两字为他手书，怪不得有人把这个地区，赞美称“烟雨小巷藏书香”。我们陈家与戴家有颇多的关系，我（本文第一作者）的父亲陈荃先生和戴传曾的大哥戴翘曾（希天）先生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班同学，二人大学毕业后都回到宁波当中学教师，教学水平也都受到学子们赞扬。我父亲在效实教英语，恰好戴传曾是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抗日战争爆发后效实中学避战乱迁往西乡高桥时期。戴传曾的姐姐戴新安女士是我伯父家的二嫂，按照宁波人的习惯，我称之为二姐。这位二姐也不简单，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她作为工商业者代表在北京全国性大会上发言介绍子女教育的经验，发言全文上了人民日报。
1938年，戴传曾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考取了内迁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老师里有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吴大猷和王竹溪等，有人说西南联大物理系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葩，人才济济，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都是从这里毕业的。1942年戴传曾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历任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大学的教职。他自己回忆说，“四年的大学生活，正值日本侵略我国的时期，艰苦而又难忘。在大学期间，我更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是千真万确的，更进一步认识了“科学救国”的道理”。
由于他的聪明天赋和勤学品德，再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1947年他在全国400多人中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1947年8月戴传曾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有幸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德威克（J·Chadwick）教授（中子的发现者）。在那里他利用回旋加速器进行了多种（d，n）反应角分布的研究，这是国际上研究削裂反应获得自旋宇称测定的首批成果之一。此外戴传曾在英国还研究了核乳胶的收缩因子及射程修正问题。1951年完成了《利用核乳胶进行的一些核反应的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国内抗美援朝的消息传到英国，几个中国同学很受鼓舞，都决心学成回国。戴传曾满怀爱国心婉拒了英国许多研究机构的邀请，毅然于1951年底动身回国，来到了北京。

戴传曾到北京后，一开始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党中央从国际战略高度着手开始部署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长期科学规划的12项科研项目中，原子能列为首位。国家在北京房山县的坨里附近建立了研究基地，这就是当时隶属于核工业集团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在发展的沿革史上，这个研究院的前身即为近代物理研究所，401所、原子能研究所等等。直到1984年开始称为原子能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建立之初云集了全国顶尖的核能专家，除戴传曾外还有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何泽慧、汪德熙、肖伦、杨承宗等核领域权威专家，两弹一星功臣如邓稼先、彭桓武以及赵忠尧、张文裕等也都在原子能研究院工作过。他们都为我国的核科学技术发展与国防事业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

戴传曾先生四十年来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核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先后担任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学部委员（1984年以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量学会名誉理事，核动力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核科学与工程》及《核动力工程》副主编，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原子能评议组组长等职。需要补充的是，1965-1978年戴传曾曾在反应堆研究所（194所）担任领导工作十多年，当时正值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

戴传曾先生回国以后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实验核物理、反应堆物理、反应堆工程和核电安全等多个方面。他后首先领导开展的是核探测技术研究，以建立和发展我国各种核物理实验技术。当时实验室条件很差，经过努力终于研究成功了卤素盖格计数管的生产工艺，填补了我国核探测技术空白，在华东电子管厂批量生产，获得我国首批科学奖－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同时还研制成了强流管，并研制成手提式检测仪表，及时为我国防化兵提供了装备。以发现胶子而扬名的唐孝威院士，当时大学刚毕业，就在戴传曾手下工作，他十分感慨地回忆起那时困难的研究条件，譬如应用古老的“皮老虎”代替玻璃真空系统。

1957年起，戴传曾开始着手研究中子探测技术，为了发展我国的中子探测技术，首先要解决中子源的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加速器也没有反应堆，怎么办？他们就自制中子源。戴传曾打听到协和医院有一个废弃的500毫克镭源，设备已毁坏，抗战后一直封着门。他们清理修复了镭源装置，提取了氡气。戴传曾把自己从英国带回来的铍粉与氡气一道封入玻璃管中，做成了氡-铍中子源。从此氡-铍中子源就成为在反应堆和加速器建成前开展中子工作的惟一中子源。有了中子源，在戴传曾的带领下，开始了三氟化硼中子计数管的攻关。他们从头做起，对三氟化硼计数管的放电机制和工作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后，很快过了技术关，最后获得了性能良好的三氟化硼中子计数管，后来的宏观中子物理实验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量，用的就是这种计数管。
1958年起，他与科技人员一起开展了空气当量电离室、栅网电离室、β-γ符合计数技术、闪烁晶体、中子原绝对测量多项开创性的实验研究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为了开展中子能谱研究，他们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东风一号”中子晶体谱仪，提供了一批很好的核数据。此外在戴传曾先生带领下他们还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中子衍射谱仪，精度与分辨率皆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59年戴传曾等人还利用重水反应堆热柱建立了大面积裂变中子谱的屏蔽实验装置，进行了不同组合系统的宏观中子衰减性能研究，为核潜艇工程屏蔽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核潜艇

我国在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氢弹又获得成功，1966年着手核潜艇的研制，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戴传曾和研究人员一起与国家的重大规划相配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研制成功了离子原和接收器等关键部件，为在我国建造大型电磁稳定同位素分离器和开展稳定同位素分离与分析作了大量工作。这一工作是氢弹装料工作的基础，为我国核试验提供了急需的数据。
1965年起戴传曾先生根据国家需要主要从事反应堆工程和核技术应用的实验研究，二机部任命他为建造核反应堆的科学顾问。十年间他奔波于四川山沟与北京194所之间，并通过对国外材料的比较消化后，确定“49-3”高通量堆的用途、规模、堆型及堆物理方案；与科技人员一起完成了核潜艇元件的辐照检验任务；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工艺、施工设计，使项目内容和规模接近7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为我国材料辐照实验研究开创了条件。194所撤并后，1978年他又回到原子能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原子能研究院的院长，戴传曾有了多次出国访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每次他出国都是带着问题仔细观察，绝不空手而归。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看到利用反应堆对单晶硅进行中子嬗变掺杂。认为很好，回国后就开展了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第一批利用中子嬗变掺磷的单晶硅，用于可控硅和大功率整流器的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此项成果获得了核工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79年戴传曾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参观访问，看到有一种叫Slowpoke的反应堆，就是一种微型中子源反应堆。回国后他就积极促进在我国建造这种既安全又经济，用途又广泛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经过科研人员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84年3月自力更生地建成了这种微型堆。此项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这种微型中子源反应堆已得到商业推广，不仅在国内已建成三座，而且已向国外出口。
自从1979年美国三里岛发生重大核泄漏事故，全世界范围内的军用或非军用核装备与设施屡有核事故发生，包括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极大地危害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因此，核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至今仍让世界人民揪心。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国核安全研究工作的创始人戴传曾先生。戴传曾曾回忆起，早在1970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发展核电问题座谈会。总理就我国发展核电提出了“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戴先生对此牢记在心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障碍，我国这项工作进展很慢。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我国核电的起步与核潜艇的技术升级，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此时戴传曾把研究选题之重心瞄准了核安全方向，把它作为核电工程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戴传曾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到了核电安全规程草案后，就组织研究人员翻译研究，后也写出了适合我国的《核电安全基本准则》。1981年戴传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去美国核管会考察，并作了一次重要的核安全机构访问，得到了美方提供的核电安全分析程序RALAP—5程序的原程序，还取得了磁带，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参加美国阿贡软件中心。在他努力下中国与美国核管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派业务骨干到国外培训，多次派研究人员参加国际交流，为在我国开展核电安全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了我国第一个核电厂——秦山核电厂的安全，戴传曾开展了事故分析研究工作。研究了核电厂在事故情况下的性能，提出对事故的预防和处理的建议，以及“源项”课题的研究。从而使用中国的核电安全研究取得了不少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成果。他还曾建议组建我国核安全机构。1985年戴传曾被邀请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安全咨询顾问组（INSAG）首任成员。
戴传曾先生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和长期在核辐射环境下难免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1990年，戴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法国，工作负担很重，毕竟是近七十岁的老人，由于劳累过度和气候不适，他病倒了，回国就住进了医院。但他没有惊动原子能院任何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以为住一段时间就能出院。因为，他想到他这次回国以后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等着他去办。

1990年11月11日，原子能院堆工所所长陈叔平去医院看望他。尽管病魔无情地吞噬着他剩余不多的精力，但他还是强打精神，叮嘱陈所长要大胆启用青年人，做好“科研”与“工程”的结合工作，把中国实验快堆搞上去。他还让女儿从抽屈里拿出核电安全分析的有关材料，请陈所长转交给有关科研人员。当他得知快堆研究中心即将在原子能院举行奠基典礼时，虽然病痛难忍，他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0年11月18日，戴传曾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终因心肾衰竭，带着他对核电事业和核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深深眷恋，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戴传曾逝世后，王淦昌院士写了一副挽联，道出了他对戴传曾的敬仰与哀悼：

风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载，感君子德高才广为我楷模；

重任在膺突罹恶疾仅匝月，慨扁仓竭智尽术难挽鹤翔。

热爱祖国的戴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事业，他对研究工作特别认真严谨，勇于开拓创新，而且他热爱生活、情系家庭、关心他人，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长者。研究院远在房山，他平时就单身住在工作单位，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到北京城里的家，星期日才有些时间分担家务，或带着三个孩子去公园享受天伦之乐，尽一位父亲的责任。戴先生的夫人在戴传曾文集的发布会上说说:“在我眼中，传曾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一个强者”。戴先生的子女告诉我们，”我父亲对事业对生活的态度首先就是以身作则的好榜样，家中的事，修沙发、修电器甚至有时下厨，父亲都做过。特别是我妈妈去湖北干校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不仅每周六回来要过问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周日晚上回单位前还会为我们买好一些副食并做好，抽屉里已经给我们留下了生活费和一页嘱咐，几乎每周如此。”

最后，让我们在京的宁波人记住他的遗言吧；“我总认为工作就怕不去做，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觉得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用科学服务祖国、人民和人类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新一代科技人员我总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国家多作贡献是我的愿望。”
（本文经戴传曾先生的女儿戴伊敏女士的审阅与修改，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