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红领巾教育事业有缘。从1950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大队辅导员，直到现在担任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名誉副会长，魂系红领巾，一直热爱和从事着少先队和少年儿童教育事业。

我对少先队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其缘头却在效实。在效实中学这块沃土上，播种了爱的种子。 1947年秋，我从鄞县盆浦乡石路头村三池小学毕业，考入效实中学。1949年 5月25日宁波解放，效实中学也获得了新生。旧效实的训育制度是反动的，解放前夕对中共地下党影响下的学生运动进行过迫害。宁波临解放的前几天，校方还组织大批学生到体育场去听国民党军官的反共宣传，我也在队伍中间。宁波解放后，在宁波市团工委青年学生部徐畹华部长的亲自关怀下，效实中学创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夏重宜先生为首的教导处代替了由国民党控制的训育处，爱国、民主、进步的党的阳光，照耀了效实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思想政治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我是在1949年11月19日加入青年团的，说起我的入团还真有点“火线入团”的味道。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和破坏宁波的金融，对宁波的灵桥和江厦街进行大轰炸，十分疯狂。效实中学被迫迁移到西乡高桥去上课。宁波人有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言其财富之集中。当时的江厦街上据说有99家钱庄和银行，是宁波的金融中心。大轰炸是为了达到破坏军事交通和金融的目的，一箭双雕。宁波市的党团组织发出反轰炸斗争的号召，组织青年学生抢修灵桥。我在胞兄张先翘的影响下也报了名，在决心书上庄重地签了字。多年之后我才悟出这次责任自负的签名的分量。大约有三四十名效实学生参加了这次行动。我们走到东门，拐弯路经江厦街，只见断墙残壁，一片废墟，那里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屋了，多具不完整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街边，他们都是不幸被炸死的行人。我们走到灵桥，只见桥头上有两个被炸成的大坑，填埋大坑就是我们的任务。当我们正干得起劲的时候，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组织者就紧急带领我们到小菜场暂时躲避，可是在桥头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却巍然不动，我第一次感受到解放军忠于职守、英勇无畏的精神。这次行动是我第一次接受革命的洗礼，终生难忘。我出身封建地主家庭，解放初期就被批准加入青年团，与在反轰炸斗争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效实中学团支部成立，朱敦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少年儿童委员，主要分管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建设和活动；次年又兼任了副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是由教导除成员冯慈伟先生担任的，大概在1952年后，由郁文雅先生接任。她们给了我很大帮助，并像亲姐姐似地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我一直很怀念她们。

建国初期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的活动，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来开展的。配合抗美援朝进行宣传活动，住校队员每天晚上有“夜活动”，在中心花园、楼上教室或中山厅小礼堂里举行。讲抗美援朝前线的时事和战斗英雄故事，放映有关的幻灯片，是最受队员们青睐的活动。在慰问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中，队员们写慰问信、缝制慰问袋，捐献买大饼油条的早点钱、糖果钱，十分踊跃。一次在雨操场举行的大队检阅仪式上，队员们用身体做出飞机大炮的造型通过主席台，以表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心。当时效实中学有过一次报名参军的活动，队员们虽然不到参军年龄，但纷纷要求报名，有的中队还举行集体宣誓，表示参军的决心。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中，效实中学的团员、队员表现积极，戴着口罩，用竹夹子在北斗河边捡拾可疑物品。直到半个世纪后，有的老队员对此还记忆犹新。

解放前，效实学生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据我所知，仅效实中学青年团、少年儿童队、学生会的干部中，不少同学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市团工委十分重视团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宁波市进行土地改革之前举办的团干部培训班上（地点在湖西二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课程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从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上教育我们懂得进行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徐畹华部长亲自鼓励我：“小鬼，要站稳阶级立场呀!” 我们把培训班上学到的革命道理在少年儿童队里进行宣传，教育队员与封建地主家庭划清政治界线。大队委员何雅琴在对待封建地主家庭的态度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虽然遭受亲生母亲的冷遇，但她始终站在党和人民一边。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她是效实中学团员和队员的光辉榜样、是效实的骄傲、是中国少年儿童队的骄傲。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效实成立了领导小组，李庆坤校长任组长，我代表团支部任副组长，我还到市公安局向调研科张永祥科长汇报过两次工作。

建国初期，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很活跃的。在中山公园露营，到天童寺远足和举办夏令营，参观天一阁，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跳踢踏舞，演戏等。我从解放初就会跳踢踏舞，还是在效实中学和队员们一起学会的。

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大队委员会七人组成，大队长邵玲娟性格开朗，见人就笑眯眯，能力强，能团结人。副大队长陈章逢是个男学生，初一的。宣传委员何雅琴，她和另一个委员负责《五爱报》(黑板报)的编辑出版。《五爱报》放在中山厅前边的走廊上，晴朗的天气放在中心花园琵琶树的前头，每新出一期《五爱报》都吸引不少读者。组织委员孙杏玉初二时就入了团，后来转学到上海常熟中学读书，在那里担任学生团支部书记，参加工作后做了十多年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当时担任中队辅导员的有王明华、竺家亨、胡思得、朱敦仁等，他们自身学习繁忙，每月还要辅导一次中队活动，工作很努力。我们这些辅导员只比队员大两三岁，与队员的关系似兄弟姐妹，是大朋友，和队员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三年的辅导员工作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我也开始爱上了儿童教育这项工作。大概是1952年“六一”前夕，宁波市表彰了40名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我也被名列其中，可能是惟一的中学生。1953年宁波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我被推选为人民代表，与李校长一起参加了隆重的人代会。会上，团市委书记于光礼和各中学学生代表一起留影，这一珍贵的照片我珍藏至今。

1953年夏，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的志愿填报了九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目的是想当一名中小学教师。由于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儿童文学专业，阴差阳错，我被北大历史系录取。五年制的北大历史系是培养大学师资和科研人才的，我想转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便毕业后可以到普教系统工作，但是没被准许。1955年我向北大团委提出到北大附小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请求，当时团委书记是胡启立和宋诚，团委很支持我的要求，不仅委派我担任大队辅导员，还派了十多名各系的优秀团员担任中队辅导员。又是一个三年的辅导员生涯，使我对儿童教育情感倍增。在1957年北京市第二次辅导员代表会议上，我作为优秀辅导员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明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如果可以填写一百个分配志愿的话，我要从第一个直到第一百个都写上：少先队和儿童教育工作。”1958年毕业时，我填写的志愿依次是：小学教师、初中教师、中国少年报、其他儿童工作。结果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年儿童部要了我，在北京市做少先队工作9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后，我在共青团中央系统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编委兼少先队工作组组长，宣传全国的少先队工作；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创办培养少先队工作干部的少年工作系，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兼《少年儿童研究 》主编；在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担任副会长，专业研究少先队。1994年10月退休后，我还到30多个省、市、自治区，每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