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崔学振，中国大熊猫保护专家系，我校65届高中校友，1969年从北京林业学院毕业后，到四川宝兴县工作，曾任宝兴县林业局局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四川省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等职务，现为四川省大熊猫生态与文化研究会理事。 2009年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熊猫局长”崔学振

——记四川省宝兴县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崔学振

在这寒冷的冬天，最热的恐怕就是两只大熊猫了。熊猫“美女”、“帅哥”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也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看着熊猫热的再次升温，四川省宝兴县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崔学振却仍感到忧心：“我们这里的大熊猫，跟1975年相比，数量是减少了。那时我们这里大熊猫有320多只，现在只有143只。而且，我们又面临着水电开发、开矿等给大熊猫栖息地带来不利影响的压力。”

崔学振，一位正宗的宁波人，却在遥远的大西南当起了“熊猫局长”。他与大熊猫结缘36年，曾抢救了50多只珍贵的大熊猫。

熊猫让我变得年轻

虽然没能见到崔学振本人，但正电话里，记者还是听出了他的宁波乡音。崔学振说自己长得很健壮，59岁的他，现在还常常跋涉于海拔2000米甚至三四千米的缺氧地带。有时为救护大熊猫，几十公里的山路赶个来回只用一天时间。“我比较过，我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人家问我原因，我说是由于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是熊猫让我变得年轻。”

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宝兴县，平均海拔约1500多米，占地4万公顷，处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这里高山的草甸、陡峭的山势以及亚热带气候，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崔学振便是这个国家级保护区的“当家人”。在宝兴，崔学振因为保护和抢救大熊猫而家喻户晓，大家都叫他“熊猫局长”。而这位“熊猫局长”在读大学之前，甚至还不知道大熊猫为何物。如今，崔学振不仅是一名局长，更是一名大熊猫专家和生态学者。

崔学振还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的情景。那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崔学振和同事一起进行森林普查。在原始森林中第一次看见大熊猫时，他就被大熊猫可爱的形态迷住了。

崔学振1969年从北京林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宝兴，在宝兴一千就是三十多年。这些年来，崔学振也有过机会回宁波工作，他说自己一直没有回去，是因为牵挂着宝兴县的大熊猫。崔学振承认，刚到宝兴时，他很想回宁波，“那里的条件，真的跟老家没法比，但后来接触了大熊猫，也就死心塌地呆在宝兴了。如果回到宁波，我就不可能研究大熊猫了。”

崔学振告诉记者，他之所以能跟大熊猫结下不解之缘，还同他的家庭成分有关，“当时，因为我家不是工农成分，在宁波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后如果想读大学，最好填报一些艰苦冷门的专业。”后来，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崔学振几乎都报了跟农林有关的专业。

崔学振有三个哥哥三个弟弟，都在宁波工作，母亲生前一直在念叨：老四是不是犯了错误，要不然，为什么老是支边不回家?崔学振说：“父母老是把我在这里当成‘支边’，他们认为我的命运最不济。其实，我在这里过得很充实。”

　　给100多只大熊猫建档案

1983年，崔学振刚当上宝兴县林业局局长时，大熊猫却碰到了一场大灾难。由于生长周期的原因，大熊猫的主要食物箭竹出现了开花现象。崔学振说，箭竹开花后大多数会很快死去，而它的种子要经过10多年的生长才能成为大熊猫的食物。“大熊猫食量大，每天有16个小时在吃东西。一旦没有足够的食物，熊猫就会走出山林，结果往往是饿死病死。然而对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崔学振学的专业是林业，他知道箭竹每60年左右要开一次花，而大熊猫的历史比人类还长，大熊猫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箭竹开花，而不同地方的箭竹生长周期不同，不是普天下的箭竹都同时开花，“从另一角度看，箭竹开花反而是好事，扩大了大熊猫的交往范围，有利于大熊猫繁殖。但过度地砍伐森林，切断了大熊猫的异地交往通道，大熊猫只得坐以待毙，所以说是自然灾害小于人为破坏。”

那段时间，崔学振和他的同事经常要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抢救大熊猫，然后送到其他自然保护区去。

那年10月，崔学振记下了大熊猫1号档案。他当时想，大熊猫应该有档案资料，这对自然保护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到第二年6月，当他记到10号档案时，有点记不下去了。“当时，有5只大熊猫在发现时已经死了，救活的只有5只。”崔学振说，他每次看到大熊猫死去，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1984年2月22日下午，宝兴县的村民李兴玉路过巴斯桥时，看见一只大熊猫幼崽正在冰冷的河水里打颤，就立即让旁人跑回家叫人。李兴玉眼看着小家伙冷得不行，就用绳子一头拴在河边的树枝上，一头拴住自己，跳进河里拉住大熊猫，以免让河水冲走。在随后赶来的抢救人员的帮助下，大家终于将15公斤重的大熊猫抱上岸来。接着，崔学振他们又是支锅架灶，又是熬红糖水、煮玉米糊，将大熊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后来，这只以地名命名的大熊猫“巴斯”，和另一只被救护的大熊猫“元元”一起，前往美国展出，成为熊猫明星。

当然也有不幸的。1986年3月22日，护林员循着狗叫声在一农耕地旁的灌木丛中发现一只大熊猫。但抢救出来后还没过观察期，大熊猫就死了。解剖时发现它尚在哺乳当中，于是救护人员再度寻找幼崽，但是没有结果。崔学振局长在其档案中沉痛写道：估计此大熊猫幼崽已遭不测，饿死或被云豹、豺狗食之。

送走一只大熊猫他哭一次

据崔学振同事介绍，这本“熊猫档案”是崔局长的宝贝，轻易不肯示人。对此，崔学振笑称，“没这么神秘，其实‘熊猫档案’记录的只是1983年10月以来宝兴县抢救大熊猫的故事。”到目前，档案记录的大熊猫数量已经有120多只。十一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的原型就出自宝兴；1991年“盼盼”才移居四川卧龙保护区并“结婚生子”。建国以来，宝兴县先后向国家选送了138只大熊猫，其中18只作为国礼送到国外。而崔学振一人，就将23只大熊猫亲手抢救成功，并把它们送到动物园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碧峰峡基地。

“送走—只，这里的大熊猫就少了一只。如果抢救成功后的大熊猫都送走了，宝兴大熊猫有朝一日，就会绝种。”送走“戴丽”，他哭了；送走“遥远”，他哭了；“兰兰”和“康康”去日本，他哭了；“燕燕”、“黎黎”去法国，他哭了……每送走一只大熊猫他哭一次，比嫁女还伤心。

“大熊猫最好的保护是野外保护，而不是圈养起来。”在崔学振眼里，不是入眼皆绿就是生态，生态相对于某一物种而言，应是物种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谐。砍了原始森林栽了树，“这是绿色沙漠，并不是自然生态。”因为自然生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原始森林中，植物多样性和动物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只要听到野外发现大熊猫的消息，崔学振都要赶到现场查看，就近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的，都会重新放归大自然。

　　希望宁波人能见到宝兴的大熊猫

虽然远离家乡2000多公里，但每隔两三年，崔学振还会偕夫人一起回老家来看看。“我还有一个哥哥和弟弟在宁波，每次过来，我都会住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崔学振的夫人是杭州人，1973年，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浙江老乡的缘故走到了一起。如今，儿子小崔也已长大成人，在成都工作，“干的也是林业方面的专业”。但崔学振还说不准儿子以后会不会继承他的事业。因为在儿子眼里，父亲从事的保护大熊猫的工作实在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活。”

崔学振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宁波升阳泰边上，父亲在鼓楼那里开了一家卖海鲜的商铺，因此对于那里的每条小巷，他都非常熟悉，“那里可一直都是闹市区呀，不过现在变化大了，变得很干净。这两年宁波城市越来越漂亮了，真不错。”

崔学振说，“我2004年来过宁波，是来参加同学会的。”崔学振是1965年宁波第五中学(现为效实中学)的毕业生，“那次回母校，参观了新校舍，真是不错。不过，老校舍的大礼堂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同记者聊起记忆中的学校，崔学振滔滔不绝，他说，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同当时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在北京林学院(注：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念的是森林与保护专业，这个专业对基础知识很重视。上大学以后，我发现高中学的这些知识都能用得上。当时，我的同学都很羡慕我，很惊讶我能将这些枯燥的知识掌握得这么好。呵呵，我是很自豪啊!都是因为那时老师把我们的底子打得扎实。”说这番话时，崔学振显得很得意，“现在，我都能将化学元素表一五一十地背诵下来，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都很有帮助。”

“是不是现在动物园搬到了东钱湖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大熊猫来落户。”聊着聊着，崔学振又将话题引到了熊猫上，“前年，应邀来宁波参加世界宁波帮大会的时候，听说宁波要租大熊猫，我就推荐过宝兴的大熊猫。”崔学振说，他现在就盼着能将宝兴的大熊猫引到宁波，让家乡的人亲眼看看这些可爱的国宝。

——摘自2006年1月14日《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