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实”两字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在我刚上小学时。母亲傍晚骑车载我回家，经过望京路1号，常能遇见一群群身着藏青色校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从校门里鱼贯而出。他们脸上洋溢的自信和朝气，和对岸燎原食品厂飘来的淡淡香味，带给我 “长大”和“中学”这两个略显遥远的名词的第一印象。母亲总会适时地插叙她同事的孩子们在效实读书的事迹，言语中充满了羡慕和期许。我扭头看了看那座略显陈旧的校门，门内绿意盎然的校园显得又神秘又神圣。我暗暗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穿上这套制服穿过这道门。

进入效实的校门比我预想的早发生了几年。小学大约三四年级时，母亲从同事那儿听说了周末开课的四明业余学校，立即给我报了英语和数学班。我那时对英语兴趣不大，没多久就换成了作文班。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每个周日上午我都会在科学楼和后三楼的教室里穿梭。也是在那里，我遇见了很多未来同窗六年的同学，还有我们的高中数学老师潘青。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搬入了海曙教师公寓。那里当时还尚处城乡结合部，在那个“孤岛”，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与效实的名师们竟是咫尺之遥。我家对门住的是胡建军老师，楼上搬来了邬志林老师。一个单元门里两位浙江省特级教师与我为邻！窗前正对着的隔壁楼里后来还走出了两任效实校长。

虽然我的小学老师们对我充满信心，但即将升学的我还是有了点小小的压力。如果没考上效实，我岂不是不好意思跟邻居老师们打招呼了？除了这点现在看来略显可笑的小心思，小学时被唤成“小胖子”的我，还为另一件事发愁：体育达标。没曾想最终解我痛处的，依旧是早早种下的效实情缘。在小区里我结识了好多踢足球的小伙伴，其中不少是效实的教工子弟。每周末和寒暑假的约球帮我很快摆脱了小胖子的称号，我也从这些小伙伴口中加深了对效实的了解。那时三十多岁的刘东海老师甚至经常加入我们，带着我们一群娃娃在草地上肆意挥汗。

也是在那时，我碰到了后来教我体育的刘彻老师。六年级时的一个冬夜，我为了体育达标考试，在家楼下加练实心球。可惜我并没有掌握诀窍，无论怎么投，距离合格标准仍有一大段距离。刘老师可能是下楼遛弯，看到了我的挣扎。他停在不远处静静地看我投掷。大概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捡起球给我做了示范。非常神奇地，我的下一次投掷有了质的飞跃。看我后面几次的成绩也稳定了，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一次，我甚至没来得及问他姓甚名谁。初中三年，在他的教导下，我这个长期体育困难户，竟然被发掘出了长跑和投掷的特长，在中考测试中遥遥领先，在校运会上也有所斩获。可惜2010年夏天在篮球场外的短暂照面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面。想起他的英年早逝，我就黯然神伤。

1998年夏末，我考入了效实初中部。这届初中只有两个班，可能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少的。我如愿穿过了望京路1号的老校门，穿上了像工商税务制服一样的校服。虽然那衣服的面料不算舒适透气，考虑了身体发育而选的大号尺码那会儿也不甚合身，但我兴奋得不想脱下来。说起来我们这一届颇为特别。我们是望京路1号效实老校舍迎接的最后一届，初中部还是公办招生，英语课用的还是3L教材。

我们踩过中山厅嘎吱作响的木地板，记忆里刻着老银杏树最后的印象，练习过打字机和自然输入法，在黑不溜秋的食堂里围在桌旁站着吃午饭，甚至还需要在课间穿过大半个校园跑去校门附近上厕所。我们也现场参加了宽诚体艺馆的落成典礼，见证了体育场从煤渣地到塑胶跑道的脱胎换骨，还有早上带着盛米的饭盒先去食堂蒸饭。哦，对了，我们还见过规划图里的那个从未实现的游泳池。

Figure 1图书证上的制服大头照，初二，2000年

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每日中午的“过关”。尤其在初一时，这简直是我的梦魇。我那会儿既不敢开口说话，又担心和略显漫不经心的搭档连累彼此，排队时忐忑不安，被打回重来时沮丧不已。教英语的班主任王春晖老师很干练，经常一袭风衣，飒气十足。而我因为害怕过关，一度很怕见到她，每每看到她走来，我就弯下腰装作系鞋带。她也和我住一个小区，第一学期末就近来我家家访。 那次我考了全班第三，却仍不敢见她，躲在楼下小树丛里等她离开后才回家。我甚至每晚要做一些迷信的仪式，以求次日顺利一次过关。谁能想到当年这个不敢说英语不敢打招呼的羞涩男孩，如今却站讲台上用英语连讲四五小时课都不怵了呢？

最快乐的初三结束了，我中考发挥却不理想，虽不至落榜，但离模拟考第二名的表现差了很远。关系要好的几个朋友考去了新加坡，而我却在高一军训时连书包都在教室里被偷了。出师不利！我终日浑浑噩噩，成绩也一路走低，跌到班级二十名开外。那时高一结束就要文理分班了，人生的一大岔路口近在眼前。因为我地理和历史有点儿功底，一度萌生了读文科的念头。学医出身的父母也拗不过我。关键时刻班主任郑雅敏老师来家访，我坦诚地说了自己内心的困惑。最后我决定留在外语班。高二一开学，郑老师让结束了地理课代表历史使命的我接任了数学课代表，希望鞭策我进步。老实说，那时我恐怕是全年级数学成绩最平庸的数学课代表。不过潘青老师依然信任我，始终没让我“下课”。我们这届高考是浙江省第一次自主命题。大概因为03年的备用卷太难，我们遇上了一次相对容易的高考。我的数学单项发挥也超过了平时水平，考了140分吧。很遗憾毕业后我再没机会见到潘老师，跟她说一句谢谢。

Figure 2 高一时摄于教室外，2001年（照片来源：初中01届1班邵林之）

在初中数学竞赛中颗粒无收的我，早早意识到了自己的平庸。上了高中后，我就想另辟蹊径转战信息学竞赛。教电脑课的王彩丽老师适时地出现了。她在班里物色了几个对计算机有兴趣的同学，利用假期无偿地给我们教授Pascal编程语言。我之前自学过一点儿QBasic，算是有点儿基础，就报名参加了随后的比赛。可我那时尚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笔试还行，上机编程就抓瞎，最终止步市里复赛。但这段不成功的经历却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如今的我站到了讲台的另一侧，除了教授计算机专业课，也负责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编程竞赛（ACM ICPC）。我认识的四个04届参加信息学竞赛的男生，至少有三个后来选择了计算机或软件专业，其中两个成为了大学教授。04届01班的应翔，在天津大学任教。他读大学时依然热爱竞赛编程，是个优秀的ACM选手。

高二时正逢90周年校庆，众多庆祝活动里有一场校史知识竞赛。初赛是全校每个班全体笔试，取平均分最高的六个班入围决赛。决赛在一个周五傍晚举行，形式类似当时火爆的电视答题节目，每队三人，限时抢答，答对得分，答错扣分。作为全员五年资历的“老油条”，我们班自然不会缺席决赛，派出了两个手速快的女生和我搭档。我们分工明确，她俩按抢答器，由熟谙各类trivia（薄物细故）的我作答。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绝大多数题目已经被我遗忘，但我始终耿耿于怀两道题。其中一道是问校园里的那座日晷倾斜角度是多少。这个问题我平时还真没思考过，可同伴早早抢下了答题权，我只好依据目测回答了30°。主持人邀请教我们摄影和军事的张永平老师公布答案。原来这取决于宁波所在的纬度，29.87°。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提供正确的理由，尽管只有0.1的误差，却依然被无情地判了错。另一道题要求说出宁波三个和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地名。这显然是一道送分题。出题者期望我们能说出效实的中山厅，市区的中山路，中山广场或公园这三处即可。坐我们身后的0401队比我们快一步，说出了这三个意料之中的答案。我十分懊恼和沮丧，因为我知道第四个答案，而且不像后人纪念命名的前三处，这第四处是孙中山先生真实到过的地方。在现在东恩中学校园内有一座孙中山先生演讲纪念碑。1916年孙先生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发表过演讲。喜欢收藏和翻看地图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奉化江畔的这处遗址。若干年后我仍然会想，如果我当时鼓起勇气申请补充回答，会不会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可惜生活没有如果。尽管没有取得头名，但我们0403队最后却以另一种方式将比赛氛围带入高潮。在最后一个比划猜词环节，我们硬是将“小组讨论”一词表现成了“四人麻将”，引起了全场哄堂大笑。哎，都怪我们班这群老油条真的在教室后排聚众打牌呢。

Figure 3高二结束时的全班合影，2003年

我的六年效实经历乏善可陈。我既非学霸，亦非健儿，亦没有上演轰轰烈烈的偶像剧。但2002年初夏的一次事故却让我真的改变了效实（至少是白杨校区）。那天早上，我和自行车棚的承重梁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血洒校园。我失去意识，摔倒在地，被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学们扶上了黄伟平老师的车。黄老师和戎玲老师一起赶紧送我去医院。刚刚经历了脑震荡，我在车里艰难地回忆起父亲的电话号码，用尽意识清晰时的最后一口气，告诉黄老师上桥后右拐去父亲工作的第一医院，而不是左边的第二医院和中医院。印象中那天戎老师穿着白裙子，而我头上的血偏偏滴到了她的裙上，让我颇不好意思。那会儿正好是韩日世界杯期间，包扎后的我戴上了和意大利受伤球员同款的防护网帽，在校园里颇为起眼。两个月后的暑假，教学楼下的自行车棚就挖深了半米。从此，学子们可以在停车时挺直腰杆，再也不用担心重蹈我的覆辙了。

高考过后，我们就四散开去。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六年同窗的友谊依然在延续，许多人成为了彼此一生的挚友。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我们班甚至一度有十几个同学在美国求学，以至于可以在大洋彼岸聚会碰面，一起公路旅行。纽约、波士顿、芝加哥、费城、迈阿密、拉斯维加斯、硅谷、大峡谷，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光我们相遇，相知，相伴成长。效实成了我们身上共同的烙印。

Figure 4一同观看NBA姚易对决，新泽西州，2008年（照片来源：初中01届1班周俊豪)

Figure 5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2010年（照片来源：04届3班毛盈颖）

Figure 6在加州山景城谷歌总部，2017年（照片来源：初中01届2班缪静）

  （本文作者现为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