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我考入宁波效实中学，直到1949年高中一年级时缀学，度过了近4年的美好时光，接受了母校良好的教育。解放后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去沈阳就业。有幸于1953年调干考入沈阳化工学院。我在母校学习了4年的英语，但解放后由于一边倒改学俄语把英语荒芜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重新回到沈阳玻璃仪器厂的技术岗位。出于工作需要，我打开了封尘的记忆。试译一篇英语的《玻璃球面磨口的国际标准》，寄给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琏教授。他看后比较满意，通篇2000余字仅改两字。其实我并不是完全理解英语，这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与翻译的，王琏先生随即寄给我几篇有关化学助剂的英语资料，让我试译。离开专业，我就无能为力了，退给了王先生。这是我第一次陷于“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1983年我调到沈阳玻璃研究所主持工作。新到一个地方，总有好事者需要掂一掂领导的分量。个别技术人员拿着英语专业的文献以请教为名，请求指导，我心知肚明，这是在测试我啊。我看了英语文献摘要。我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的确有些句子我也不懂，但我要求他先译出来，我再看一看。他的译文从专业角度看，并不通顺，我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处。这事之后，这类事件便少了一些。如果当时我能立即指出他的错处，不就更好吗？此时又一次深切体会到了“人在高处不胜寒，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1984年沈阳玻璃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在等静压成型技术方面的课题有合作，时任化工系主任张孝文(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几次来沈阳研究解决技术的关键问题。等静压成型技术是用于制造新型节能光源高压钠灯的核心部件，透明氧化铝管的关键技术。后来国家经委石峰局长来沈阳，觉得我们的方向正确，于是由轻工业部委派我们组成专家组去欧洲考察，让我任专家组长，考察欧洲的电光源技术。为提高专家组的档次，我与研究所的政工科长伍志安去清华大学，请求清华参加我们的专家组，时任校长张孝文立即表态同意了，派陈振刚教授参加专家组。沈阳玻璃研究所派一名工程师和一名翻译。
在英国考察顺利，但在最后书写《技术引进备忘录》时，译员李XX称病不能参加了，这就把我推上第一线，急得满头大汗，勉强完成这一考察文件。如果没有母校给我的4年英语教育，及出国前的短期培训，这台戏就很难唱了，此时我再一次感悟到了什么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呀。
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学习的一本《实验高级英语语法》，是一本英语原版教材。我已保存近70年，虽已泛黄，但弥足珍贵。大约在十年前，我赠送给了效实中学高燕萍老师。她翻看几页后说“你们过去的初中三年级英语教材与现在高中一年级的水平差不多”呢。不久我心血来潮，拟将过去几十年从事技术工作时写的一些技术论文与科技译文，汇编成册，定名为《科技论文与译文选》。但要公开出版，对每一篇的题目名称与个别文摘的英语表达，自感信心不足，高老师对此进行了勘改，纠错。否则一定会闹出笑话。自感“书到用时方恨少”。
前年我着到《国际歌》中的一段唱词《英特耐雄纳儿(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一词，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转意过来的，认为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后来请教校友复旦大学外语系陆丽萍教授，她告诉我，这个单词的本意是“世界的，国际的”。从歌词的上下文来看，饱含“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美好愿望，与“共产主义”还是有区别的。此时我又认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85周岁以后我参加宁波北仑区小山公园英语角的活动，朋友与家人都劝阻我，认为我这个年龄段早已超过了记忆的生理极限。他们说：毛泽东主席60岁学英语成为美谈，你这80多岁了学英语岂不要成为笑谈？但我主意已定，执意参加。为弥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缺憾。众多的高手面前，偶有一些外藉人士参加。我发愤坚持，虽届高龄，挑战生理极限，也取得一些进步。在去国外旅游的自由行时，没有译员，勉强也能应对，这首先应该感谢母校效实中学，早年为我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效实中学49届校友胡佩庸
2022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