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时代我在浙江省宁波市效实中学度过了从初一到高三整整六年的美好时光,于1954年高中毕业。效实是人生梦的摇篮,是我理解人生开始追逐理想的地方。
效实的严谨校风和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良师夯实了我成长方面的坚实基础,我感谢母校。
童年历经国穷民弱日寇侵略的苦难和异族欺凌的屈辱,是很难在记忆中消失的。解放初,我国的钢产量只有几十万吨,如此低下的国力能抵御列强之欺压?所以,从小我就选择了钢铁作为我的强国梦,尽管我酷爱文学。我在宁波效实中学54届上学,难忘老师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中学毕业我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在一个钢铁厂的小高炉上。爬高炉、检修设备,风风雨雨的工作了十几年。
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宝钢, 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钢铁巨流。它汇集了我国钢铁战线上的骨干和精英,也汇集了从领导到群众每一个人的理想和才华,拓宽了我们的人生航道。我在宝钢度过了我的壮年时代,我把我的青春年代的理想和情感都带到了这里,献给了宝钢。现在我却扯起回忆的风帆,一幕幕建设和生产的感人场面在我面前浮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宝钢建设初期和缓建阶段,现场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当时我作为生产甲方代表,坚守在工地的帐篷里上班。与冶建单位一起,春节期间冒着严寒,在五十米高的高炉炉顶,处理、解决可能会影响今后正常生产的重大质量问题,受到当时任宝钢总指挥的冶金部付部长马承德同志的接见和勉励,并通过炼铁厂宋厂长送我一包红枣作为春节礼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小包红枣,体现了一位领导在特殊情况下对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关怀,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座世界级的大高炉流出了铁水。作为高炉设备的负责人,要保证几百台设备运转正常,我们作业区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我们胜利地做到了。在炉前迎着沸腾的铁水,我也迎来了我人生道路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岁月。
投产后,设备系统需要进行一次定修,这包括原料、焦化、烧结、高炉和能源等系统,但当时宝钢是单高炉系统生产,定修必须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按照国外的经验,定修是由点检作业长负责指挥实施的。而我是宝钢高炉设备第一任作业长,就被委以这一联合定修的负责人。这么一个由千余人参加,几百个项目的大规模定修由一位点检作业长任总指挥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只能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将造成宝钢全面停产,后果不堪设想。在精细的准备后,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各方配合和协调,我们工段的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赞扬。事实上,那时候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这么大规模的定修,通讯联络只有几部固定电话,一个小组共用一辆自行车,连续工作几天几夜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除了两角钱的夜餐费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领导和群众都一样。这样的困难情况现在再回忆起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当时的想法却非常单纯,那就是一定要把宝钢建设好,园我们的强国钢铁梦!后来,在此岗位上我指挥实施了十八次高炉地区的定修作业。期间,从未享受过一天的节假日休息,我五十岁的生日也是在高炉检修中度过的。
当然宝钢生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八八年初,由于种种原因,高炉炉顶设备小料钟发生异常磨损,炉顶压力下降,炉况恶化,生铁产量直线下降,严重威胁当时由单高炉组织生产的宝钢生产情况。领导焦急,同志们担心。有关部门准备花巨额外汇从日本紧急引进。但这也需好几个月时间。此时,我已经调离炼铁厂。巨大的责任心和对高炉的感情,使我放弃了节假日和休息时间,重新回到高炉进行现场观察,然后再到废品场找出已经报废了的十几吨重的废小钟,经过复杂测算和鉴定,我向领导建议:报废的小料钟经修复后可以重新使用。主管生产和设备的沈成孝厂长,批准了我的方案,且指令由我负责经办。这是信任,也是压力,更是担当。当时主管部门也曾向我提醒,老曹,你要慎重考虑,万一失败,宝钢则将瘫痪。经过日夜奋战和同志们的一起努力,小钟修复重新使用,终于成功了。我们的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但这在日本也是没有前例的。是日凌晨,我从炉顶下来,一股喜悦的暖流,使我忘却了料峭的春寒,我看到了旭日冉冉在东方升起。一九八八年高炉产量超额完成,宝钢生产也顺利达到各项指标。
现在,宝钢已经雄立于世界钢铁之前列。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的设备作业工段也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了。最近这些年轻人在高炉的控制系统等等各方面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技术,真是了不起。当时的工段成员现在大多成为了宝钢的骨干,他们中有宝钢专家、分厂领导、技师以及湛江建设的业务骨干等。我本人也得到过各种嘉奖,还获得过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的个人先进,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援外专家,被冶金部派往非洲津巴布韦国任冶金设备专家。我们工作的津巴布韦钢铁公司(ZISCO)是该国最重要的国营企业之一,对该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当时,该公司困难重重、业务不振。我们专家组就是要在管理上和技术上使其摆脱困境。因此我们团组肩负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专家组的成员来自北京、鞍山、上海以及我们宝钢,由何麟生副厂长任团长,当时人人牢记出国时一位领导讲过的话,在国外当专家,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祖国,你心中是装着祖国的。这使我们有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说实话,援外专家组也是会存在着各种困难的。初到津巴布韦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团组开展工作並不顺利,后来在团组领导苦心操劳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情况才有所改善而渐入佳境。我经历的几件事,尤其是烧结厂的风机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
ZISCO公司烧结厂的产量一直很低,影响了炼铁、炼钢的生产。其症结是风机能力发挥不了,经常跳闸,风量上不去。我的前任认为是电机问题,经团组电气专家组织会诊,则认为电气系统查不出毛病,是完好的。ZISCO公司总经理是一位从南非请来的英藉管理专家,四次找团组领导,执意要求中国专家尽快解决此问题。团组几次开会研究没有结果,局面有些尴尬。团组领导将我调了过去。
问题在那里?使命感使我寝食难安。开始几天,我几乎昼夜守在风机旁,听声音、测振动、量温度----,直到有一天停机小检修时,我管不上安危,索性打开窄小的人孔,钻入到闷热、布满尘埃和油污的风机内部去检查。当然,我知道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我也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了解运转实际情况,才能完成我的使命。这是我心中的祖国在要求我这么做。-----当我钻出人孔,我看到了我们团组的同志在监护风机定机安全情况,我也看到有不少位黑人检修工人守在一边,翘着大拇指对着我微笑。是不是我这个中国专家也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
一周后一天,负责烧结设备的我的技术搭档黑人莫巴沙,邀我一起到首都哈拉雷了解烧结厂备件制作情况,我请示了团组领导后就与他一起出发了。但是一到哈拉雷,莫巴沙拉着我却直奔风机制造厂(暨研究所),在一间会议室里,我被介绍给一位荷兰籍教授、一位英籍总工程师以及其他几位外籍工程师,原来这是一个专题风机问题研讨会。而且,我还得知,ZISCO公司已经邀请这些白人专家不久到烧结厂去实地解决问题,要更换风机的转子。由于我是钢铁公司聘请的中国专家,会议主席(荷籍教授)就在莫巴沙介绍风机存在的问题后,要我首先发言,谈一些看法。我立即意识到莫巴沙邀我来哈拉雷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真正意图:以突然的方式,来试探我们中国专家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中国专家,我的使命感和自尊心使我感到非常愤慨。我全身的血液开始往脸上涌,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但是我冷静地控制了自己,思考了一会后,讲了三点:首先,我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莫巴沙没有向我介绍过有关他刚才介绍的要更换风机转子的情况,我今天才知道;第二,我说明了风机不能发挥能力的原因,不是转子原因,而是安装上存在的问题,而且我强烈批评了以往检修和安装过程中,上下所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以至造成遗留问题不少,影响生产;第三,我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我的发言有理有节,震慑了会场。虽然我一周前才接到任务,但我已经利用前几天短暂停机检修时间,爬入风机内部,仔细的检查了问题所在,有了第一手资料,心里有底。 接着,其他与会者的发言,都同意我的看法,没有提出新的论点。荷籍教授在会议总结时也同意了我的分析和处理方案。
回来后几周,第一次按我的方案检修时白人“专家”们没有来,第二次处理后,风机已经能全负荷工作了,此时烧结厂的产量也已上去了,白人“专家”们还是没有来。我就问我的搭档莫巴沙,他们还来不来?答曰:已经取消了邀请。随后,烧结厂厂长(也是一位南非白人)设家宴单独招待了我,这在津钢也是首例。我大长了中国专家的志气。
我维护了中国专家的尊严,感到很欣慰。我估计“白人专家”们对中国专家能够冒着高温、油污和尘埃钻入窄小的人孔到风机内部去检查、处理问题,是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当然,这确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万一机、电配合不好,风机启动,我就会变成“肉酱”了。但他们也不会想到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自尊心会驱使我这么做。
祖国在我心中!
三、
回国后,宝钢又将我委派在设备管理部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负责技术合作事项,使我能将宝钢的工作实践和经验,进一步提高和推广。
还应该强调一点,我有幸在各种场合下,与宝钢各个阶段的领导接触过,聆听过他们慷慨激昂的报告和讲话,感受他们的抱负和热情,我也有幸接触过宝钢各个层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的现场工人,他们默默、无私的将自己的才智献给了宝钢,令人感动。所以,宝钢是融合、实现钢铁界老一辈和我们这一辈以及现在年青一代共同的强国钢铁梦的一个载体。
现在我已垂垂老矣。人生苦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是的,我感谢效实中学老师们对我的谆谆教导,我感谢宝钢给我创造的条件,使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和抱负。同时,我一生的践行,也在客观上见证了新中国的钢铁事业从落后到辉煌的过程,我感到非常自豪。
诚以此文献给母校110年校庆
202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