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植物园和动物房坐落在国权路以西。从邯郸路220号校门出来后，大约步行20分钟可以到达。文革开始后，我们914班的男同学们经常光顾植物园和动物房，那里成了我们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停课了，有空余时间，于是成群结伴去植物园和动物房玩耍。我们就象一群大玩童，在植物园里识别各种花草树木，在植物园里追蝴蝶，在植物园的小河里钓小龙虾，在植物园里踏雪寻芳，在植物园的小房子里谈天说地。我们有时也会到动物房隔着铁丝笼逗狗耍猴。文革中实验停止了，那些供实验用的动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一走近铁丝笼，狗狗乱叫，猴们上窜下跳。毕业了，植物园和动物房再见了。

再一次与故土邂逅是六年以后的事情了。我们毕业离开上海后，按照进驻复旦大学工宣队（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的要求，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园和动物房已经改建成一个工厂，但我在踏上这片故土前却一无所知。

在0646部队劳动锻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衡阳地区。1972年1月22日，我乘火车到达衡阳市，在江东区湘江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一辆卡车把我拉到了衡阳酒厂大门外，支部书记胡才生在门外等候，有人帮我拿着行李进了办公室。胡书记马上向我布置任务，主要任务是负责土霉素生产的全部生产技术工作。衡阳酒厂为什么要生产土霉素呢？原来不久前衡阳市工业系统召开落实最高指示“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动员大会，在中途休息时间领导人问胡书记：你们酒厂有什么综合利用项目？胡书记听人说过抗菌素是粮食发酵生产出来的，于是就说“我们准备利用酒糟生产抗菌素”。这可是典型的综合利用案例，于是领导人就要胡书记上台发言讲讲衡阳酒厂如何利用酒糟生产抗菌素。回厂后，胡书记马上开会布置任务。当时湖南省专业生产抗菌素的大厂是株州药厂，主要产品是土霉素。于是派人去株洲药厂培训技术员和工人，购置空压机、板框压滤机、离心机等设备，从株洲药厂拉来发酵罐、种子罐等设备，在株洲药厂的帮助指导下自制一些设备，购置了全套化验、培菌仪器和试剂。终于把土霉素成品生产出来了，並进入了药品销售渠道。但是生产水平不高，规模不大。衡阳酒厂原来每年有50万元以上的利润上交，现在钱用在土霉素生产上，只有微利上交了。于是胡书记向上级要求分配专业技术人员来厂负责土霉素生产，而且这件事很急。于是乎，我被分配到衡阳酒厂了。胡书记又向我说，现在土霉素生产规模最大的工厂是华北制药厂，生产水平最高的工厂是杭州第二制药厂。我们要把生产水平提高上去，争取超过株州药厂。胡书记还要求我兼管酿酒技术，让我品尝白酒、黄酒。一杯黄酒落肚，我壮着胆子向胡书记保证，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土霉素的发酵水平超过株州药厂。胡书记很高兴，向我承诺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他一定全力支持。我打听到杭州第二制药厂刚与民生药厂分家，那里有我们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校友，例如68届的柯传奎学长。于是我带了一批工人到杭州第二制药厂去培训，我自己在“种子组”接受培训，学会了微生物诱变育种。顺便说一下，这批工人中出了几个人才，例如中间体化验岗位的屈良鹄，在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公派赴法留学，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任中山大学教授，成为长江学者,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获中科院院士正式提名。回厂后，我釆用人工诱变育种方法培育出土霉素发酵新菌种，各岗位的员工操作水平有了提高，虽然厂房和设备陈旧，但土霉素的发酵单位突破了每毫升20000单位，超过了株州药厂的水平。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湖南省化工厅的领导人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派员到我厂来，给我们二条路选择一条：土霉素车间从衡阳酒厂分离出来，单独成立衡阳抗菌素厂，划归衡阳市化工局领导，生产所需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由化工厅安排；另一条路是切断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衡阳酒厂土霉素车间与化工系统无关。当时是计划经济，西药生产销售纳入化工渠道，酒类生产销售纳入轻工渠道。衡阳酒厂和衡阳抗菌素厂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现在若要正式分厂，衡阳市轻工局不同意。于是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停止土霉素生产，改成生产轻工产品，但要把车间的主要设备和厂房全部用于新产品生产。土霉素发酵属于深层好气发酵，当时我国属于深层好气发酵的轻工产品有三个：味精、柠檬酸、酶制剂。当时衡阳市轻工局下属工厂中已经有一个衡阳味精厂，因此改土霉素生产为味精生产首先得到了否定。柠檬酸生产中要求发酵罐等主要设备釆用防酸腐蚀的不锈钢设备，但我们土霉素车间的设备是普通碳钢设备，因此土霉素生产改成柠檬酸生产也被我否定了。没有其他选项，我只能选择土霉素生产改成酶制剂生产。

一旦打定主意，我马上想到上海新型发酵厂是一家生产酶制剂的工厂。我查到了上海新型发酵厂的地址，就在复旦大学附近。于是我马上出差到上海，住进了复旦大学招待所。我走进上海新型发酵厂一看，原来这个地方是昔日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园和动物房。如今机器轰鸣，不见了动物房狗叫猴跳，不见了植物园花草树木。接着我见到了几位在上海新型发酵厂工作的复旦大学生物系校友，有学长顾秉石、徐定邦、吕一阳，还有912班的李亦晓。912班的吴千红和李亦晓结婚了，李亦晓从淮北“对调”到上海，吴千红在复旦大学上班，李亦晓在上海新型发酵厂上班，真是太幸福了。现在吴千红李亦晓的儿子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多年，也住在新江湾城，他们家快成复旦世家了。有熟人好办事，这样衡阳酒厂土霉素车间从衡阳酒厂分离出来，招收了一百多工人，扩大生产规模，成立了衡阳酶制剂厂。我用人工诱变育种技术培育出新的酶制剂生产菌种，提高了发酵水平。轻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在全国酶制剂行业会议上对我厂进行了表扬，随后由轻工业部拨款56万元用于我厂的酶制剂技改项目。1980年10月任命乌栽新为衡阳酶制剂厂副厂长，1981年10月任命乌栽新为衡阳酶制剂厂厂长。我请郭杰炎老师到厂指导，与孙崇荣老师一起参加全国酶制剂协作会议，向复旦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们虚心学习发酵知识和酶学知识，弥补一些文革中停课对我造成的损失。

由于上海新型发酵厂坐落在复旦大学生活区内，发酵过程中排放的废气臭味难闻，因此拆除了上海新型发酵厂，把这一片土地归还复旦大学，改建成南区学生宿舍。1996年，女儿乌姗姗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曾经在复旦大学南区学生宿舍住宿。我们夫妻曾去复旦大学南区学生宿舍看望女儿。如今这里不见了动物房狗叫猴跳，不见了植物园花草树木，也听不见工厂机器轰鸣，只见朝气蓬勃的新一代复旦人。

现在我偶尔去复旦大学南区宿舍走一走，我去寻找过去的岁月。我去寻找我在复旦大学的青春年华，我去寻找我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岁月，我去寻找女儿在复旦大学的青春年华，而不是去寻找文革动乱的岁月。

914班部分同学在复旦大学植物园合影  

左起第6位为乌栽新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