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效实中学痛失两位可亲可敬的老校友!
我国核技术应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效实中学1949届校友毛用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我国电磁场理论与天线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效实中学上海分校校友1949届校友陈敬熊，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3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大师远去，荣光永存。2022年清明之际，我们在此悼念缅怀。
毛用泽：我国首次核试验防化
数据测试总负责人
毛用泽，1930年9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西门外柳庄坊，1949年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高中部，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专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装备部、陆军部、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毛用泽长期从事核监测装备技术、反核与辐射恐怖装备技术研究，是我国核试验早期核辐射与放射性沾染效应参数测量技术和辐射防护剂量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是现场辐射防护监测以及高空放射性烟云取样技术创建者之一。创建并发展了核监测专业的核爆辐射防护剂量学、核爆探测学、核监测装备谱系，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核电站场外应急辐射监测技术研究，主持建立了核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专业硕士博士授权点，为核监测事业的发展和军地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6项。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多次。
毛用泽高中时对化学比较感兴趣，报考大学时，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入学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家向青年学生发起了“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校的号召。渴望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戎马生涯的毛用泽，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刚刚一年的求学生涯，从上海交通大学肆业，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并辗转来到四川省江津县，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的创建工作。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说，刚入伍时，也曾对艰苦的军营生活倍感困顿，初创的防化兵学校设施简陋，深山沟里土墙土屋的农家茅舍里，连一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就在他顾虑重重时，学校开展的一系列立志国防、艰苦创业教育，使其端正了思想。他意识到，国防现代化恰如他面临的处境，不能只想着坐享其成，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建立防化兵贡献一份力量。组织上为培养防化兵未来教学与科技的高级人才，1951年9月，安排他到北京大学化工系深造。1952年，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转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1953年春，修完所有课程后从清华大学毕业，就在他结束本科学业回到单位不久，组织上又决定让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学核物理专业，并于1954年结业。
彼时，不可一世的侵朝美军极大威胁我国疆土安全，扬言对我实施核武器袭击。在王淦昌、何泽慧、杨承宗、戴传曾（效实中学1938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忻贤杰等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指导下，毛用泽果断弃“化”从“核”，毅然转入核物理学这一崭新的学科领域，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如饥似渴地积累专业知识。他说，那段时间他的生活几乎就是寝室、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四点一线。除了听课与实验外，他还系统地学习核物理相关期刊，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虽然说放弃自己喜爱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但毛用泽坚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从此，他的一生与我军核监测防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奉献我国国防事业。
在20世纪60年代，毛用泽受命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前期准备工作，负责核辐射剂量参数测试与安全防护监测等多项任务。在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他与大家一起战酷暑、斗严寒，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攻克道道技术难关，为首次核试验早期核辐射与放射性沾染（剩余核辐射）两大参数测量提出了核心技术方案、研制了专用仪器、科学提出了现场布点方法等；同时，提出了核试验场的人员辐射安全和辐射剂量监测总体方案。
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那块人迹罕至的戈壁滩，随着一声爆轰，一朵硕大的蘑菇云夹杂着热流升腾起来。与此同时，毛用泽领衔开设的有线遥测站，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引爆后他即刻测得烟云放射性和地面放射性等辐射特征数据，并第一时间传回指挥部，联合其他多种效应参数，验证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核爆炸而非化学爆炸，科学回答了周恩来总理“怎么证明是核爆炸？”之问，由此，中国政府才得以在当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候，毛用泽和他的同事们又连续奋战十几天，拿到了宝贵的效应数据。他所提出的技术方案、研制的专用设备都得到了成功检验。由于他在组织完成首次核试验监测防护的各项任务中成绩显著，被授予个人一等功。
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正开始从仿制到生产苏军两种主要核探测仪器，毛用泽想，能不能用卤素GM计数管替代，将两种仪器“合二而一”，研制出受部队欢迎的简便、小型化多功能的辐射探测装备呢？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后，毛用泽从理论上验证了上述“合二而一”的想法，这一想法的落实也得到了国家政策支持。彼时年仅26岁的他负责“防原子与核探测”部分的规划制定，并开始了系列军用β、γ卤素GM计数管及其核电子学方法等研究工作。70年代初，建成先进的GM计数管生产工艺，其综合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上对热释光技术争相研发的关键时期，毛用泽又组织队伍开始了重点攻关，从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到生产工艺，最终研制的热释光剂量仪在国际上占据了半壁江山。毛用泽从亲身经历的这一系列科研实例中体会到防化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防化装备的现代化，首先应从国情出发确定目标，而装备现代化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符合潮流的技术路线方向看准了，就要早起步，持之以恒，不断攀登高峰，就有可能达到目的，不落人后，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004 年，毛用泽参加国家“十一五”核应急工作规划纲要讨论会
“文化大革命”中，毛用泽也和其他学者一样，被打成“牛鬼蛇神”，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关进“牛棚”。特别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所钟爱的核监测防护研究也中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用泽迎来了他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重新被评为防化科研标兵，1978年被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受命组建“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核监测防护研究所，并被任命为所长。
1979年以来，毛用泽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技术职务。他曾先后8次以中国代表团团长或技术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在美国、日本等地举行的国际会议，代表我国参与国际核辐射防护仪器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决策。
1990年，毛用泽到了60岁退休年龄，身体欠佳。是退下来与已退休的老伴回上海老家安度晚年，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作为保留专家继续从事科研事业？为了心中那份难以割舍的爱，他掂来掂去选择了后者，又一头扎进了自己熟悉的科研工作中，主持了我军核电厂严重事故场外应急辐射监测的科学技术研究，并担任该攻关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开展了14个专题研究，该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攻关项目鉴定，1991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荣获八一纪念章和荣誉证书，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获首届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毛用泽在科研、学术上的成就令人折服。他到过许多国家出席学术会议，却从不肯把多余时间用在游览当地名胜古迹上。平时除新闻联播、外语讲座外，很少看消遣性的电视节目。他记忆力超群，对于科研中的数据、数字，讲起来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但却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清楚。
他说：“我就喜欢工作，我的爱好就是工作。”
他说，发展我军的核监测防护事业，铸造出我军的核防护盾牌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最大的心愿。
陈敬熊：给导弹装“眼睛”
为航天事业育英才
陈敬熊出生于一个商贾之家，父亲陈葆珊曾经过商，还做过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高级职员，对旧社会的尔虞我诈深有感触。他不希望子女经商，而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掌握本领，将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因此，从小就特别有想法的陈敬熊并没有跟当地其他小孩一样，走上辍学经商之路。陈敬熊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开始外出学习，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
1928年6月入镇海县競时私塾，1935年8月转入宁波县立四眼碶小学直到毕业。1936年7月考入宁波私立正始中学初中部，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休学一年，后于1938年9月转入上海市私立效实中学初中部（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1940年9月考入上海市私立育德中学高中部，因战争于1942年停学半年。1942年转至上海私立致远中学高中部，1943年7月读完高中。同年考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电机系，于1947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7年8月至1948年，先后在南京第二区电信管理局长话训练班和杭州电信局机务站工作和实习。因依然对学业充满渴望，不甘做碌碌无为的“接线员”，1948年10月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科学研究所研究生，于1950年毕业。
陈敬熊读过两所小学、两所初中和两所高中，期间还因为抗日战争两度失学。但目睹了战火纷飞、社会纷乱的陈敬熊，求学向上的心从未停歇。在中学时代，陈敬熊就喜欢数学，在数学方面展现出过人天赋，每次考试基本都是满分。由于零用钱有限，陈敬熊为了买数学书籍，经常出入旧书市场淘“宝贝”。他在旧书摊淘到两本书，一本是日本数学家上野清编写的《大代数学讲义》，另一本是Hall与Knight编写的Higher Algebra。他自学了学校没有讲授的微积分。进入大学后，经历了国民党政府的颓败和上海的解放，在国家的动荡中抓紧时间学习，夯实了专业基础，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复变函数”，打下了深厚坚实的数学功底，为今后从事高端技术研究积累了丰厚知识储备。
陈敬熊在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念书时，日军毫无人道的侵华战争打破了他平静的校园生活。遭遇国难，陈敬熊满心愤懑，他在作文中写道：“想进入中国，去你的吧！要占领中国，比登月还难！”他与在美商公司工作的表兄聊天时，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关键原因就是科技落后，于是，一个学习工科、走工程报国的梦想，在他心中慢慢升腾。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陈敬熊选择了电机和电信专业。
20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着“半月形包围圈”、核讹诈等威胁与挑衅，国家安全形势危如累卵。对此，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致决定，要用国产尖端武器来回应美国的军事威胁，赢得战略主动权，其中就有导弹的研制。
“1059”是以苏联“P-2”导弹为原型，结合国内实际仿制的第一代国产导弹，“1059”导弹天线就是导弹控制系统的关键装置，相当于导弹的“眼睛”和“指挥棒”。离开天线，导弹就会成为“无的之矢”。然而导弹天线跟地面天线不一样，它是导弹结构的一部分，天线形式多样，设计条件特殊，研制难度极大。
他经过计算推断，认为苏方的天线设计有问题，在特定条件下，某些部位的电磁波反射形成的二次辐射会导致天线性能下降。要解决问题，就要更改设计图纸，而这与苏联专家原先的设计思路有所不同。为了证明方案可行，陈敬熊让助手李桂生作了严格的定量计算，并安排攻关小组的彭润初等人做了一系列的外围试验。
经过夜以继日的刻苦攻关，1966年1月，陈敬熊的团队研究出了制导站天线改进方案，解决了制导站天线问题，这标志着“543”的仿制工作全部结束。之后，“红旗一号”投入批量生产，装备到部队，加强了我国的防空力量。
这一解决办法又一直被沿用到红旗二号导弹和红旗二号甲导弹天线的生产之中。红旗二号导弹曾多次击落U-2飞机、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米格-21战斗机，克敌制胜，担起了保卫祖国领空的神圣职责。
这段岁月是陈敬熊最为之自豪的回忆，不光是因为“543”武器系统仿制圆满成功，还因为在这期间，陈敬熊向组织提交了参军申请书。陈敬熊递交申请书不久，五院政治部下发了一份关于科技人员可以参军的文件，经过几个月的考察，五院二分院正式批准陈敬熊参军。他无比珍视参军的经历，一直珍藏着第一次身着戎装的照片。
在自己取得成就的同时，陈敬熊甘为人梯，特别注重培养青年人才。1978年北京市电子学会邀请陈敬熊担任信息论学会委员，他觉得青年同事王励更加合适，就积极向学会推荐。他一直强调，“未来的发展靠年轻人，为年轻人创造条件，不妨做个伯乐。
在工程技术中授业解惑，一个人起到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迫在眉睫。为了满足人才梯队建设的需要，陈敬熊又开始为航天系统自主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奔忙。他先后在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执教，为航天事业的发展播撒科技星火。在为北航讲授“电磁波理论”时，因为是一门全新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可用，陈敬熊动手编写了《电磁波理论》，分享自己多年电磁场微波理论研究的心得。
1981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恢复研究生学位教育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名单，二院有2人获得资格，陈敬熊是其中之一。1982年，23所正式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陈敬熊主持招生录取、阅卷和面试工作，并成为该所首位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他又成为二院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年过花甲的他，仍经常在黑板前为学生推导公式，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在课堂上，陈敬熊院士将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倾囊相授，学生们和他畅所欲言、热烈研讨，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对于学生研究的课题，陈敬熊始终是同步前进，甚至超前一步，为的就是在他们遇到困难时能够给予悉心指导。
陈敬熊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储备人才。
遵照陈敬熊院士遗愿以及疫情防控要求，陈敬熊院士夫人婉言谢绝学校和北京校友派代表参加告别仪式。
来源：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院士馆网站、中国航天科工微信公众号、中国军网、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官网；中国青年报、宁波日报；《陈敬熊院士传记》、《甬籍院士风采录》等
